区分罪与非罪 界定飙车概念也是有益尝试

　　“5·26”特大交通事故再度引发人们对飙车定罪的热议。深圳交警首次根据现有国家法律框架对危险驾驶罪进行具体化，在执法领域界定“飙车”概念以及“情节恶劣”的情形。

　　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此后出台的解释中明确规定，醉驾、飙车等行为将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但是，由于至今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现，“追逐竞驶”和“情节恶劣”两种情形一直存在执法困惑。“5·26”特大交通事故已然出现了恶性结果，但如何对飙车行为以及危险驾驶行为防患于未然，才是设立危险驾驶罪的基本初衷，而法律未能及时具体化，显然让其防范的功能大打折扣。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由于立法程序的严格，法律规范制定常常落后于社会现实，这容易导致在法律出台后因为具体司法解释的空白，而使司法实践处于摸索期。目前来说，危险驾驶罪正在这样的空窗期。

　　当然，说深圳交警界定6种“飙车”入罪行为是不太正确的，警方作为执法者并没有司法解释的权力，厘定这几种行为可以作为警方执法的依据，不至于在实践中陷入困惑，但是至于最终会不会入罪、能不能入罪还需要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探索性实践，深圳警方对罪名进行具体化的努力是值得鼓励的。对“醉驾未必一定入刑”与“道路上竞相追逐情节恶劣”均无相关司法解释完善，确实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正确适用。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坊间舆论往往趋向于将罪名适用扩大化推到极致，此前最高法院副院长稍显理智的“醉驾未必一定入刑”的表态，就引发坊间一片骂声，认为这是给刑法适用开了个后门。这次深圳飙车案后，警方出台的界定标准同样引来质疑，认为根本无需啥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只要超速驾驶即可判定“危险驾驶”。事实上，尽管民怨沸腾，但是司法与执法都必须保持清醒。“情节恶劣”是入该罪的前提条件，虽然是危险犯，但也有一个“度”的衡量。情节轻微—情节恶劣—严重后果，这三者之间的认定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否则，更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膨胀。

　　深圳警方目前做的正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努力，尽管并未上升到解释法律的层次，但无疑是一次有益尝试。然而，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必须依赖司法解释层面对于“醉驾入刑”以及“飙车入罪”所作的法理阐释，如此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罪名的适用，使得司法实践真正能做到宽严相济，而不是把所有的裁量权力都赋予当事法官行使。事实上，目前最高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理论界以及舆论的各执一词，已经让标准变得飘忽不可捉摸，往前走一步可以，向后退一步也无妨，使得司法实践差异甚大。借助一些已有的司法实践，早日厘清标准，出台司法解释，恐怕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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