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18战略铺路 大众换帅只为加码中国
倪凯铭于1999年加入大众汽车集团,先后负责电子系统研发、总部研发,2004年,出任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大陆集团汽车系统分部总裁、大陆集团执行董事,2009年底回到大众汽车集团,接手电动车业务。倪专业化的职业履历,彼时,被业内人士视为“大众汽车集团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6月2日,德国大众进行了该集团规模最大的高管调整。此前负责商用车业务的海兹曼成为中国业务部门的领导者。大众中国总裁倪凯铭将离开大众公司。 从范安德到倪凯铭,再到海兹曼,从大众汽车对华事务主管的三次换帅来看,级别一个比一个高。他们对中国市场寄望也越来越高。 9月1日即将赴任的海兹曼高居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之位,这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大众委派了最高级别的人员来直管中国事务”,这是因为中国市场过于重要
倪凯铭于1999年加入大众汽车集团,先后负责电子系统研发、总部研发,2004年,出任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大陆集团汽车系统分部总裁、大陆集团执行董事,2009年底回到大众汽车集团,接手电动车业务。倪专业化的职业履历,彼时,被业内人士视为“大众汽车集团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6月2日,德国大众进行了该集团规模最大的高管调整。此前负责商用车业务的海兹曼成为中国业务部门的领导者。大众中国总裁倪凯铭将离开大众公司。
从范安德到倪凯铭,再到海兹曼,从大众汽车对华事务主管的三次换帅来看,级别一个比一个高。他们对中国市场寄望也越来越高。
9月1日即将赴任的海兹曼高居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之位,这被业内人士解读为“大众委派了最高级别的人员来直管中国事务”,这是因为中国市场过于重要,以至于不容错失。从这个角度来看,倪凯铭的即将离任,或许与DSG风波仅是巧合。
与DSG风波只是时间的巧合?
6月2日,大众中国C E O倪凯铭第一时间写了一封离职信,发送给大众中国每一位员工。
6月初,德国《明镜周刊》撰文称,倪凯铭的离职与其在处理D SG风波上的滞后反应有关,此举令大众集团C E O文德恩不满。但几位接近大众汽车的内部人士和一位奥迪总部的研发负责人均否认了上述说法,“倪的即将卸任,是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调整的一部分,与D SG的风波从时间上只是一种巧合。”
2010年9月1日,当年未过五旬的倪凯铭接任范安德,担任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C E O着实令关注大众的中国业内人士小小地激动了一番———相较于前任范安德,他在大众体系内的级别更高,同时其专长在于汽车电子和电气化领域,也显得更为专业。
尽管倪凯铭上任时,其前任范安德在华5年的任期,已经令大众汽车在华的地位异常稳固,但年长倪4岁的范安德,经济工程师专业出身,其专业度显然难以与曾接手过整个大众汽车集团电动车业务的技术出身的倪相比。
回溯倪凯铭不到两年的任期,其业绩也是值得肯定的:带领大众中国携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奥迪、斯柯达品牌稳步推进了“大众南中国”战略,尤其在2011年,中国车市步入低增长阶段,当年大众汽车在华总销量为226万辆,同比增长17 .7%,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除了上海大众之外,一汽大众销量也首次突破了100万辆。
换帅只为中国市场加重砝码
大众汽车集团换帅的背后是中国市场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6月2日的公告中特别强调:2011财年,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地区交付了约230万辆汽车,营业利润高达2 .6亿欧元。
同日,倪凯铭的离职信,也证实此“中国是大众汽车集团最大、最重要的市场。顺理成章,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C E O的管理级别升至集团董事会成员是正确的举措,这样必将增强中国所在的区域市场在集团中的分量和声音”。
文德恩的调整是,在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层面新设专门负责中国业务的职能部门,并由与文德恩共事已久,深得其信任的负责商用车业务的集团管理董事会成员海兹曼担纲。
相较于范安德和倪凯铭,拥有数家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履历,海兹曼的经历显然单纯许多:1980年,在德国著名工科院校获得工业工程博士学位后,短暂的两年教职生涯,1982年其加盟奥迪,一直在生产制造领域就职。1993年,其被任命为大众汽车乘用车生产计划负责人,2007年起,海兹曼便成为大众汽车负责主抓生产和物流的董事会成员,2010年10月,身为董事的他开始主管商用车业务。“海兹曼生于1952年,比前两任中国区负责人都要年长,其一直在生产领域从事技术和管理,也是大众汽车集团自己培养的人才。”奥迪研发部门高级工程师王学锋称。
南都记者了解到,在大众汽车集团的架构中,管理董事会董事要比大众中国总裁兼C E O的职位高一级———中国事务的决策将从董事会直接跃升到管理董事会,换言之,大众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兼C E O文德恩将直接听取海兹曼的汇报。
“大众汽车集团已经派出了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来负责中国业务,这也是大众首次针对单一市场派出董事级别的管理人员,这在其历史也是从未有过的。”一位接近大众汽车的李姓汽车行业人士称,他还表示:“这已经是大众能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区负责人了,毕竟不可能由全球CEO来直管,我想象不出下一任还能派什么级别的管理人员了。”
在6月2日的公告中,称“商用车业务成为了大众汽车集团强大的支柱”,而这一领域此前是由海兹曼来主管,显见其业绩不俗。
海兹曼与中国结缘已久,在一则2005年2月的同济大学的校内新闻中提及了海兹曼来该校担任客座教授一事,“Jochem H eizm ann博士热心教育事业,愿为中国培养汽车技术人员,他连续三年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我校为学生举行讲座,内容涉及汽车生产系统、产品开发程序与管理等,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
无怪乎,有业内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相对于纯技术派的倪凯铭,海兹曼的技术出身再加上大众汽车集团资深管理人员的背景或许将令其在中国事务的处理上更为圆润妥帖。
中国,大众的第二故乡
事实上,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调整并不局限于中国业务,6月2日,大众汽车集团在德国斯图加特公布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人事调整,涉及集团董事会与旗下大众、奥迪、斯堪尼亚等多个子品牌,对此文德恩解释为“这是大众汽车集团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旨在推动‘2018战略’顺利完成。”
“2018战略”就是到2018年,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实现1000万辆的年销量,同时,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制造商。
从2010年开始,这一振奋人心的“2018战略”被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各大区域市场广为高歌,文德恩曾毫不避讳地表示:“如今,我能感受到整个大众汽车团队都在全力推动2018战略,每一位员工都知道大众在2018年之前要实现:在质量和满意度方面名列第一,成为最佳雇主,年度汽车销量超过1000万,并为集团实现8%以上的税前利润率。”
要达成“2018战略”,无外乎两种方式,保证现有的包括大众、奥迪、宾利、布加迪、兰博基尼、西雅特、斯柯达、保时捷在内的大众旗下9大品牌的销量增长;另一种,则是再度兼并重组新品牌,为大众汽车销量达成找寻外援。不久前,收购铃木折戟之后,也印证了后一种方式的可行性不高,则意味着,现有9大品牌的产能和销量扩张成为了惟一的可能。
2011财年,中国市场以230万辆的销量,已为大众汽车集团贡献了1/4的份额。“按照目前的状况,2018战略的顺利达成,中国市场的销量必须达到400万辆”,汽车行业分析师孙世清称,不同于欧美市场的低迷,像中国这样保持高速增长的新兴汽车市场已属罕见,“一旦中国市场销量不保,整个2018战略都无法实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实力派来领导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丝毫不能松懈。
用文德恩的话解释,“我们的目标是持续注入增长动力并保持稳定,延续集团最近几年取得的成功。我确信,大众汽车集团在合适的岗位上配备了合适的人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2018战略的成功。”
过去十年之间,新兴市场的开拓乏力,相对比,中国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期间“大众集团之夜”上,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苏伟铭更是直称“中国已成为了大众的第二故乡”,2012年至2016年期间,大众将向中国再投资140亿欧元,并借此在2018年之前,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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